香港「佔中」的台北逐日記

新的年歲帶給我們新的希望。
祝福我們的土地,
血染的土地,焦裂的土地,
更堅強的生命將從而滋長。
新的年歲帶給我們新的力量。
祝福我們的人民,
堅苦的人民,英勇的人民,
苦難會帶來自由解放。

──戴望舒《元日祝福》

【前言】

從三一八到九二八,發生在海峽兩岸──台灣與香港──的這兩場顏色革命,是最好的試金石。這兩場顏色革命無論成功或者失敗,都全面檢驗了台灣與香港一切政治力量的水平與面貌,也把新的歷史任務推到了真正的左派的面前。無論「佔領中環」獲得多少群眾支持,最終結果都只能是反動透頂的顏色革命。這裡面出不了任何社會主義,更遑論是民主主義。如果人多就是對的,也難怪當年納粹黨如此輕鬆上台了。

從三一八到九二八,無數曾在身邊一起走向「左翼」道路的朋友們分道了。包括國外那些不明就裡的「左翼」朋友們。毫無疑問,他們是錯的。我則非常慶幸,我們作為胸懷海峽兩岸四地的中國左派,能在這樣艱難的時刻團結在一起,為了中國與世界的社會主義前途奮鬥,堅持著必將貢獻於現在與將來的種種原則。我們的認識與經驗,必將由歷史檢定我們的正確性!

【9月28日】對於台北而言的佔中

對於台北而言的佔中,我是在今天上午台社年會某個關於第一英特那雄耐爾的場合感受到的。主辦者良苦用心,但討論品質慘不忍睹。那個法國佬就先不提了。某老師「什麼運動都支持」的態度,讓我不禁懷疑曾經受難的他,到底有沒有起碼的政治良心,對於現實到底有沒有真誠的透視能力與批判能力。他開口閉口支持香港佔中,但當同樣坐在台上的L老師嚴厲批判三一八運動為「極右派」學運的時候,難道某老師就不能對兩個運動產生絲毫最起碼的聯想從而檢討自己的發言嗎?難道三一八佔立院與九二八佔中是不一樣的嗎?場上那些來自香港的內地生或港澳師生,率皆透露著一股從三一八到九二八均屬左派運動的認識。對於這種低能的認識,無需批評了。最值得稱道的,反而是在現場從頭聽到尾的Z先生。他對現場那些支持佔中者的批評,雖然不夠到位(他只是從運動能否接受外國資金提出他的質疑),但大義凜然,而且國際主義的味道還頗為純正。在他的發言之後,我由衷地予以掌聲。

這是寂寞的時刻,但我沒有離開這裡。

【9月30日】佔中就是顏色革命

我贊成針對一國兩制的理論與實踐提出種種批評,我(很久)之前分析西藏問題的短文其實也已經提過了(見附錄)。但我反對因為一國兩制實踐的挫折或者失敗,就論證從一開始就不應該實踐一國兩制。大概因為「民主專政論」以及盧卡奇對於民主專政問題的詮釋,始終規制著我對歷史問題的思考吧。

作為一種過渡方案,一國兩制的不穩定是必然的。就像建國初期「新民主主義時期」所標舉的「跨階級」統一戰線一樣。實際上從一建國開始,這個跨階級統一戰線的政權,就已經開始崩潰,並迅速轉化為無產階級單一階級所掌控的政權。同樣的道理適用於西藏平叛之前的狀況,當然也適用於明白標舉一國兩制之「兩制」就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制度」的當下。所謂五十年不變,實際上只能是以五十年作為香港全面實現變革的底限。

雖然許多人大概非常懷疑大陸是否仍在走社會主義道路,但兩制無論如何必然仍是「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之間的差異。這是世界體系的格局所決定的。無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如何在大陸當前的條件下得到發展,也無論港澳台的左派力量如何擴大。只要確定了港澳台高度自治的方針不變,這種制度差異就必然表現為「社會主義/資本主義」兩種歷史趨向、兩種歷史力量之間的鬥爭。

如果要說一國兩制現在失敗,所以當初就不該實施一國兩制,這樣的提問只能導致兩種答案,一是當初就該搞一國一制,二是當初就該讓香港獨立。但我認為這種反思太沒有現實性,很不實際。且不說是事後諸葛,而且也太不考慮從當時到現在的歷史過程。一國兩制的崩潰是必然的,但必須先樹立起來才會崩潰。樹立起必然崩潰的機制並不必然就是壞事,哪一種機制不是有生就有死?差別只是生與死之間的距離是長是短而已。關鍵在於,我們能夠從這樣的崩潰之中找尋到怎樣的、面向未來的契機。一國兩制作為一個歷時必然短暫的政治空間,也許什麼都實現不了(包括去殖民的任務),但總是創造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條件。可是太多人都只從靜止的角度看待一國兩制的存在與發展。包括主政者與香港人民。於是我們終究未能把握住那轉瞬即逝的契機。

習近平最近關於港澳台的講話,特別是對台的講話,都提到了一國兩制。很多人大概非常在意一國兩制中劃歸在港澳這邊的「這一制」似乎未能在得到良好的保障,同時大概也高度懷疑「這一制」如何可能保證在台灣實施。但我認為,習近平講話的重點,反而是在尊重大陸人民所選擇的歷史道路,也就是「另一制」。一定程度上,這種談法是比較退縮的。這就像七十年代末期朝鮮提出「高麗邦聯」的作用完全不同於朝鮮現在重提「高麗邦聯」的作用一樣。過去是進攻性的口號,現在則變成了防衛性的主張。在文革還沒結束的時期,社會主義道路的優越性,在許多人的認識中,是一種先天的前提。很少人懷疑這件事情。但在改革開放三十年的今天,社會主義道路的優越性卻無法不言自明。在這個意義上,糾結於港澳到底有沒有確實貫徹一國兩制,固然是可以提出的問題,但問題應該進一步探問:與其說香港目前發生的佔中運動,是保衛香港的生活方式或爭取香港人民的民主權利。倒不如說,就算香港的生活方式不斷惡化,就算香港人民永遠拿不到這樣那樣的民主權利,這場運動,也一定要推倒「另一制」的存在。

必須補充:作為「境內」的中國大陸完全與朝鮮不同,大陸有充分的能力抵抗各種顏色革命對「境內」的進攻。但在制度自信重新建立起來並獲得世界認可之前,即便是中國大陸,防衛性的姿態也不可能消除的。這也是為什麼我贊成批判一國兩制但也不贊成否定一國兩制的原因。當年的港澳不會出現比一國兩制更好的回歸方案了。但這個方案確實是不夠好的方案。我們只能用一個不夠好的方案實現回歸,這是歷史的限制。因此我們可以批評一國兩制不夠好,但不能非歷史、去歷史地提出其他更不可能的方案。不過,展望未來,我認為可行的方向還是在清楚認識一國兩制天然的不穩定性的前提下,趕緊設想一個「一國一制、高度自治」的方案。這樣我們才能在一國兩制的不穩定性中,找尋到穩定的前進方向。

這場運動終究還是顏色革命。只是,在香港人民未能親手實現去殖民,並由祖國大陸操盤回歸祖國的歷史條件下,這場發生在香港的顏色革命,實際是把利劍指向了大陸,指向了社會主義與無產階級專政。

【附錄】一國與兩制(2012年7月5日台灣立報)

作為一種權宜性戰略的「一國兩制」因為港澳回歸乃至台灣問題而廣為人知,但其形成卻可追溯到1949年後的西藏問題。這套戰略以延緩西藏等地的社會變革為代價,力求在歷史疆域內建立主權國家。但因1949年後的中國革命仍在上升期──以土地革命為核心的「民主改革」以及以生產資料集體化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改造」構成其兩大階段──因此,當時的一國兩制不僅承認各種預想中的本質性「差異」,更是一個承認「變革」與「延緩變革」可以並存的許諾。

雖然「許諾」終究失效,失效卻正是中國革命仍在上升期的反映。即便制度上能將西藏排除在全國性社會變革之外,但因西藏以外的、包含藏族在內的民族雜居區域實現了社會變革、改變了所有制關係,遂引起西藏上層社會恐慌並引發叛亂,最終導致西藏實施一國一制。西藏的例子不但說明了革命上升期的國家不可能維持兩種社會制度,更說明了一個民族(比方藏族)不能被分割為「變革」與「延緩變革」兩個部分。然此也不等於「大藏區」的主張是合理的,因為這種旨在通過種族清洗和隔離,確立新的「藏民族國家」的綱領,不但不能促進各民族的社會發展和真正平等,還意味著此前的進步變革將遭徹底逆轉。

建國後的一國兩制因為革命上升期而瓦解;改革開放後的一國兩制則是革命退潮──大陸放棄變革、畏於輸出變革,甚至承認變革失敗──的後果之一。然而後果的後果卻是港英統治期間從不爭取民主的泛「民主派」在香港興起。香港泛民派以對抗一國兩制、在全中國實現資產階級民主制為總方向,以右為左,以「左」援右,以西方資本主義體制為典範,從而遮蔽了回歸後應當展開的「去殖民」任務。

香港泛民派所注目並上升至「普世」高度的全國性議題(如「六四」、「人權」、「民主」)特別集中反映了香港社會運動如何缺乏「去殖民」的意願與志氣。這類議題無一不以否定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為前提,然而這段包括成就與挫折的實踐又恰恰是多數中國人民所走過的歷史。香港雖是殖民地,但與近現代中國革命緊密相依。無法直面這段也把香港包容在內的歷史,自然無法實現去殖民。

香港回歸已然15年,一國兩制的命運又將如何?最好(也最艱難)的出路只能是「兩制」下的兩地人民同時重拾社會主義的進步價值。由下而上,超越「兩制」,以自主統一為總目標。只有這樣,才能區別於那些以右為左的自由派論述,才能形成進步且可持續的運動力量。

【10月2日】暴力、去政治化,以及「民主回歸」

應該要寫成長篇大論,但我現在只想先發洩出來。如果之後要再詳細論述,以下的要點就是我的基礎。

第一,我還是不能滿足於現在所有關於暴力的論述。特別是我們左派陣營內部的談法。之所以說不能令我滿意,並不是不正確,而是我仍然感覺那樣的提法還是不夠接近事件的核心。目前為止的許多同志們,都是在盧荻老師所說的「帶路黨─砲灰」的類似架構上,分析佔領中環的性質。青年學生被泛民鼓動上街,然後與警察對峙。無論這樣的對峙中引發暴力鎮壓還是迫使當局退讓,利點均由泛民所佔據。因此,許多同志便進而提到這種結構所必然造成的無謂的犧牲、無謂的流血。

經歷過三二三衝撞行政院事件的我們台灣朋友,應該更能體會這種邏輯。當所有人都在譴責台北市警察鎮壓學生的時候,我們都很清楚,這當然是學生自找的。而且,恰恰是這樣的衝撞所換來的鎮壓,才讓當時已經趨於低迷的三一八運動重新掀起高潮。這種手段換來了運動的重生。

套句柴玲在六四發生前不久對美國記者金培力所說的:我們〔柴玲第一人稱〕現在能期待的就是流血。──只要學生流血,輿論只會怪罪當局,不會怪罪泛民及其所動員的學生。如今我們的反思更上一層,提到了泛民的蓄意性、直指他們如何複製柴玲的邏輯。我認為這樣的反思當然有效,可是我們還是無法因為洞悉這套邏輯所蘊含的動機,從而否定這套邏輯的運作。至少,我完全不能滿足於這樣的反思。

我記得我在新兵訓練的時候,教育班長向我們提到了新兵的作用。他說,新兵就是在共產黨從西海岸登陸的時候,躲在西海岸上的散兵坑,打共產黨而已。──躲在散兵坑,一人一把步槍,怎麼可能抵抗登陸部隊?當然不可能,但這樣的安排可以製造血仇。流血的記憶是難以抹滅的。

我認為我們的思考必須所有突破。我們必須思考為什麼暴力的執行者(比方警察)已經先天在我們的認識上被排除在代表性之外。為什麼那些暴力的執行者不能代表我,為什麼我懼於被代表。如果沒有人能夠代表我,為什麼我們在政治上不能抵抗這些假借非暴力實則不斷呼喚暴力的真正的暴力。我們敢不敢實現我們自己的暴力?──馬克思主義關於暴力的一切學說,正不斷呼喚著我們重溫、要求著我們反思。

第二,接續第一點。於是我不斷聯想到文革前期紅衛兵運動向造反派運動轉化的過程。目前為止的三一八與九二八兩場顏色革命,不但運動方向一致,而且還不斷壓制意見不同的聲音。也許有人非常滿足於用「賤民」或怎樣的姿態參與運動,甚至聲稱這樣的介入改變了運動的性質,或至少使運動性質不被運動指導部所決定。但這些說法都是自欺欺人的。運動的性質始終由運動指導部所決定,那些根本沒有批判這場運動卻聲稱介入這場運動的人,實際上都成為替這場運動背書的無知的尾巴。一句話,從三一八到九二八,充斥著趙剛老師提到的以眾暴寡現場。這種現象值得反思。為什麼我們看不到不同意見者組織成類似的力量起來對抗三一八與九二八?雖然文革也充滿以眾暴寡的問題,但其中確實存在著不同政治思考的力量以不同的姿態介入運動,並形成了對峙的態勢,從而使運動絕不簡單地由某方某派所決定。而且,其他政治力量的介入,也絕不成為既成形勢的、既定方向的補充(比方三一八之後反對佔領立法院的白狼前往抗議,他的抗議非常蒼白,實際上成為了三一八學運的補充。不但完全無法彰顯他主觀上反對佔領的意志,客觀上反而助長了既定方向的發展。)。從三一八到九二八,不同意見者不但不能形成足以對峙的政治力量,也不准形成這樣的力量。意見不同者,只能沉默,只能被壓抑。我們知道這樣被壓抑、被禁止整合的力量找不到政治上的代表,或者拒絕既成的政治代表。但在整個台灣社會與香港社會只允許一種聲音用群眾運動的方式挑戰政治權力的時候,整個結構實際上就已經去政治化了。

第三,跨時的聲明提到了沒有「更」民主,而只有社會主義或資本主義的問題。其他朋友則提到民主的多樣性,以及是否應以台灣民主作為首先反思的對象的問題。我很贊成這樣的基礎性的討論。但我呼籲更多朋友注意盧荻老師等香港左翼前輩所提到的「民主回歸」論。我認為這個思考更為關鍵。民主與回歸,必須兩者兼具。兩者兼具,必然導致我們不能在許多選項中擇取最好的選項,而只能選擇次好的選項。但民主與回歸兩者兼具,才能真正解決一國與兩制之間的矛盾。我願意對「民主回歸」論做一些我個人的延伸思考:如果要民主,就必須在國家認同等方面實現回歸;如果要回歸,就必須接受香港的民主是作為整個中國的民主發展的一部分才能實現。也許有很多泛民認為,按照我這種邏輯,就應該打倒共產黨,讓中國大陸也實施香港所「正在追求的那種民主」。但這種泛民式的推理,恰恰牴觸了「回歸」所要求的國家認同。如果在認同上真正實現了「回歸」,就能兼顧「民主」的現實性與可能性。不但應該知道眼前所能追求的「民主」是什麼,也應該知道「民主」所意味著的某種理想、某種價值高度、某種可以代換為社會主義或任何理想任何價值的東西,都必須同時屬於包含香港在內的中國。

如果我們真正把「回歸」同「民主」結合起來思考,就不難破解之前那些拿的所謂周恩來秘密外交文件說事的那些誑言了。說周恩來是阻止香港實施民主化的罪人,這種言論實際上把英國當成了「民主」的唯一施予者。把作賤香港人民百多年的英國殖民者當成自己的恩人來拜。英國佬雖然作賤你,但給你糖吃,所以我們還得感恩載德。就是這樣的邏輯!假設周恩來的這份外交文件是真的吧,恰恰是這樣的文件,證明了民主與回歸缺一不可的重要性。作為帝國主義迫使中國割讓出去的殖民地,恰恰是只有包含香港人民在內的中國人民才能決定香港與中國的前途。而不是香港人民可以自行決定。把香港人民當成獨立單位,實際上就是帝國主義殖民秩序的延伸,特別是延續了英國慣用的「分割統治」伎倆。也許「民主」的形式是「一人一票」,但這完全不保證「一人一票」就是民主。當英國佬把「一人一票」同「民主」綁在了一起,實際上就是通過「一個香港人一張票」的邏輯,把香港人民割離在中國人民之外。「一個香港人一張票」只有在一種狀況下是可以接受的,就是「一個國家認同真正實現回歸的香港人一張票」。

正是在上述意義上,代表中央的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當然與要求「真普選」的那些香港人民的聲音一樣重要──因為你們不是兩個國家的人。

【10月3日】形勢的逆轉與不逆轉

雖然香港目前的形勢確實十分複雜──特別是今天出現的反佔中行動增添了許多變數──但一部分日本同志對於香港形勢的判斷還是讓我十分遺憾。原來馬克思主義只要碰到人數眾多的活動,所有判準就可以消失,發生在中國的「顏色革命」在外國人眼中就能搖身一變成為正義行動。

我們還需要科學嗎?

更令我感到無奈的是,我期待的「佔中/反佔中」的對抗沒有出現,出現的反而是佔中的補充──即便這種補充是以反佔中的姿態出現的。雖然這個劇情、這樣的情節,也在台灣不斷發生。但看到事情無法順利落幕,反而循著台灣鄉土劇的邏輯繼續往下演,心底還是非常難過。這年頭,當個明快的中國人是非常困難的。要當個明快的中國左派,更是艱難。

橫跨八十五年的「五一節」(邱士杰)

又是一年的五月,再一次的五一國際勞動節。

由於並非每年的五一節都適逢週六週日的假期,因此近年來的「五一節」紀念活動往往會挑在五一前夕最接近的一次週六日舉行。今年也不例外。就在四月二十七日, ╳ ╳ ╳╳ ╳ ╳ ╳ ╳ ╳ 等團體所主辦「五一節」紀念遊行再次舉行。來自臺灣各地、乃至來自東亞各地域的工人姊妹弟兄,在這天齊聚於集合地點勞委會,以這裡為起點,展開了我們的遊行。 Continue reading

魯迅: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邱士杰)

摘要:故土淪亡的台灣青年,西渡彼岸為祖國的革命與解放而努力。對於魯迅來說,或許這又是另外一種中國青年的典型。而魯迅自己 ——「只要我能夠」——便竭力扶助,這是魯迅不論在南在北,都會為青年們所盡力而做的罷!但反革命的反撲卻斬斷了魯迅與這群台灣青年之間的交往。六月,國民黨政府開始捕抓台灣革命青年團的成員,命令解散。七月,武漢國民政府正式「分共」,「大革命」宣告失敗。八月,日本殖民當局在台灣島內大肆逮捕青年團成員,組織至此全面潰滅。九月,魯迅離開了廣州。

文件資訊:邱士杰(2006a)。〈魯迅: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2006年秋季號(台北)﹐197-208。同文並曾節選發表於《新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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